日期：2009-08-24 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5·12”地震期间，曾光（中）在四川灾区了解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曾光

  
1991年参加第三届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时，曾光（右）与导师何观清合影

 
2007年3月，曾光（左四）在云南大姚县调查

 
2008年，曾光（左）在云南鹤庆调研

题记

他的名字，在2000年之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他得以被大众知晓，是在一场大灾难之后——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侵袭中国。2003年SARS流行期间，他先后担任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长，和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宣讲SARS防治知识。他提出的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为防治SARS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5月，一种叫作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像无声的幽灵，从远隔重洋的墨西哥、美国传播至中国，又是他在第一时间为公众科学地解读疫情，并对疫情发展情况作了审慎判断。

和他共事了20多年的老同事徐昌告诉我，今天这些广为传播的公共卫生理念，他早在20年前就大声呼吁过。1989年，他组织70余位专家上书国家，呼吁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1990年以后，他不断呼吁如实上报传染病，让老百姓更透明地知道疫情信息；国家应加大公共卫生领域投入，采纳专家意见，注重公共卫生政策预防，提倡“生态预防”…… 

他，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

我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长期以来，曾光一直战斗在我国传染病监测、流行病学研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和防治对策研究的前沿领域；每当出现重大疑难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原因不明的公共卫生事件，他就会被“请”出战——2005年，面对一起人间肺鼠疫爆发流行，他率队查清了来龙去脉，消除了隐患；2007年，在国务院直接关怀下，他查清了长春新碱污染其他药物引起近200名血液病人瘫痪的严重事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近年来，他又连续几个雨季，率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原因不明猝死，取得突破性成果……所有这些，都是新闻界闻所未闻的。

京城立秋前最闷热的“桑拿天”，我来到曾光的办公室采访。眼前的曾光，和出现在电视媒体上那个精神矍铄的长者不同，没有习惯性戴上眼镜，已经花白的头发散乱着，看上去有些疲惫。他的电脑用一个特殊的支架撑起，使他始终处于仰视屏幕的姿势，键盘也被一本砖头大的《辞海》垫起。他不太能轻易地站起来，他的脊椎一直都有问题。当他行走的时候，有些费力。

从未想过走上医科道路

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1982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乍一看曾光的简历，容易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个从河北当地赶考至京城的“凤凰男”。其实，曾光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年背井离乡、异地学医，是这个自认为“不是学医的料子、从没想过会做医生”的年轻人，第一次直面命运的残酷与无奈。

曾光的父亲1930年代大学毕业，在1943年抗战最艰苦阶段，身为南方某车站站长的曾父，和一车站的人奉命加入了国民党，且被任命为书记……由于为国民党“做了事”，使曾父在解放后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最直接的“后遗症”，便是作为儿子的曾光，不能进入理想的学府。

1960年代，北京市第65中学是全京城惟一一所纯高级中学（高中部独立设校），这是曾光的母校。学生时代的他，身兼数学、物理、化学三科北京市特长生小组成员，在全市属于凤毛麟角。怀揣梦想，少年曾光一心想报考一所理工科名校。第一年高考，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分数最高的系——自动控制系，感觉良好的曾光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二年报考南开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仍旧没被录取……曾光后来才知道，他高考数理化三科的平均成绩达到97分的高分，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所名校敢要他。沮丧与无奈中，命运把他安排进了医学院——“如果上不了第一流的理工科大学，就干脆离开北京换个‘偏科’吧”，他“自认天命”地在次要志愿中报了惟一一所医科院校，河北医学院领导看中他优异的学科成绩，冒风险录取了他。

九载青春献给贫困县卫生院

今天，当你走进曾光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两幅硕大的地图，醒目而对称地挂于左右两面墙上——离办公桌稍远些的是世界地图，稍近些的是中国地图。电脑显示屏就在中国地图下方，曾光很多时候和这幅地图是“面对面”的。平日里，他一定是长时间凝望过这地图上的某个点，不然位于河北与内蒙古交界、一个叫作围场县的地方，不会被特意标记成一个红色的圈儿。

大学学成毕业，本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但曾光的前途，却和一个燕山北边的贫困县联系在了一起。1970年，在这个河北省最北部、连春小麦都无法种植的围场县里，人们在一个偏僻深山的乡镇卫生院欣喜地发现，这啥时候“破天荒”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哟！

漫长的冬季，日头西落，吹着酷寒的白毛旋风，背着出诊包行进于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曾光的心头总会莫名地升腾起一股悲凉，有时这心绪会激烈地转化成不平——不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农村“缺医少药、村民平均寿命极低”的惨状。1970年代初，围场县当地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等传染病常常流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当地高发……事实上，在这片土地上，曾光根本没有空闲与精力喟叹什么命运的不济，贫瘠的农村让他习惯了全年无休的超负荷工作。医生本就少，有水平的医生更少，有时内蒙的村民从100里开外的地方赶来找曾光看病，疲累了一整天的曾光，又能有怎样的理由拒绝？

曾光至今记得他看过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即将被送进棺材的女人。那时25岁的他刚到乡卫生院上班不久，就被请去看一位危重病人。炕上躺着的是一个年仅30岁的妇女，早已神志不清，骨瘦如柴的模样异常恐怖，院子里正敲敲打打为她制作棺木。曾光发现，危重病人致命的威胁来自强心药物过量中毒。之后他连续7天上门治疗，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欣慰之余，年轻的曾光不曾想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救死扶伤，居然如“家常事”一般贯穿了整整9年岁月……曾光事后回忆道，9年乡村医生的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积累了最宝贵的财富。

9年后，当曾光行将离开围场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民朋友都要请他吃饭。他下到一个村子给人看病，却被一村4户人家同时拉着去吃饭。当地贫困，农民办一顿稍像样点的宴席，花费就相当于3个月的劳动所得。如果你拒绝不去，那是对主人感情的最大伤害，曾光只得轮流在每户人家吃上10分钟。这4户人家里，每家都把他唤作“救命恩人”。他们说，我们亲人的命，那是曾医生给的。

考研时不知导师是业界泰斗

曾光本以为会这样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却在1970年代末听到了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消息。当年高考的经历，又一次在脑海中清晰起来。曾光打算离开农村。他不是为了回城，他是不服气！

把公共卫生作为研究生报考方向，因为这是曾光惟一能把教科书凑齐的一个专业。想考临床专业，从大医院起码的诊断、化验条件到普通的专业书，他工作的乡村小医院一无所有。几经辗转，他终于弄到流行病学、卫生统计等公共卫生教材。曾光开始了“肉搏战”。

复习迎考假总共20天，这20天是曾光自学和复习的“合法假期”。那时的他俨然像热锅上的蚂蚁，倒不是学业上的困难，而是没有一个让他安心读书的容身之所。“考试假”之前，他白天给病人看病，晚上熬夜看书复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最后20天，想集中精力专心攻关，可村民们却不认这个理。找他看病的，寻他问诊的，围追堵截般等在卫生院和他家里。

公社书记看不下去了，正巧他要去县里的党校学习开会，得去30多天，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曾光，虽然他也不愿意这个年轻人离开这里。办公室在整个院子最后方，曾光反锁在里面安心复习。没图书馆，没老师，一切从头来过……从自学到考试，20天时间，却从此改变了曾光的命运。

围场县的父老乡亲，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曾在9年前默默无闻来到他们身边，用了9年时间帮他们治病的年轻人，这个在临走时让他们万分不舍的“曾医生”、“曾老师”，在走出这个如今被他用红圈儿标记的贫困县后，竟会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前途，会成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顶级专家……这是这些乡亲们的想象力，永远无法企及的。

在见到导师何观清教授前，曾光竟不知道自己投考的是公共卫生“泰斗级专家”的门下，甚至导师是男是女，心里都没个谱。同一届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同一老师门下的4个研究生中，他确实很没“背景”：本科学的不是公共卫生专业，所干专业也不对口，就读的医学院又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儿；而另外3个同门中，两个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之前学的都是公共卫生专业。

但，只要是真金，总掩盖不住光芒。中学时代打下的良好数理基础，培养了曾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9年的乡村医生经历，给了他一定的临床经验。在流行病学名家何观清的调教下，曾光在专业基础和科学作风方面，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82年从协和硕士毕业后，他在何观清指导下，开展起理论流行病学和疫情预测研究，创建了一种隐性感染者数字模型，所研究的流脑预测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1985年起，他开始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一个公共卫生“未来之星”，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崭露头角了。

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抱负
    这些天里，我拜访了曾光的老同事，他们中有些人和他相处了20多年，短的也有10多年时间。我也几经辗转，采访到了现任中国疾控中心疾控应急办负责人的倪大新博士。2003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防治非典学术研讨会上，就是他代表曾光教授宣读论文，并对SARS后期疫情作了判断……在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走近了曾光的内心世界。
    2003年4月，SARS疫情燃烧到了北京。4月22日，曾光率SARS防治专家组进入感染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全副武装”下到病房一线和门诊现场查看后，他听到了一线医生的真实声音，“医院里感染的情况糟透了，已经无法挽回了！”随后，他向北京市领导果断提出立即隔离关闭人民医院，在远郊建立SARS专科医院，集中收治非典病人，使老百姓远离“恐怖源”。不久，小汤山医院在10天不到时间内建起……由于在抗击非典疫情中的突出贡献，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共有23人代表所有受奖者上台接受表彰。曾光列在第12位，站在主席台的正中。
    但对那段记忆，曾光并不把这份荣誉作为骄傲。他反而痛心地说，如果早一些了解前线的真实状况，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糟。曾光直到今天仍耿耿于怀。他想不明白，长期来宣传公共卫生正确观念，为什么就这么难？“看看2003年SARS疫情，我们一开始真是毫无招架之力，混乱的疾控体系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曾光打比方分析，就像部队长期不打仗，遭遇“刺刀见红”的战役，不溃败才奇怪呢！
    “以保证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这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定义。”曾光说，只有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才能创建一个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但眼下，有多少人明白‘公共事业’这几个字的意义？”在曾光看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公共卫生经费不足，公益事业被异化成赚钱工具。卫生防疫站长期不接受专业训练，碰到现场流行病调查等花钱事情不想干，考虑的只是如何赢利，这是对公共卫生的最大伤害！曾光尤其痛恨那些以业绩评价和本地经济为“中心任务”的官员，不计任何后果瞒报疫情。“要知道，疫情瞒报的后果不堪想象。这是在拿老百姓的健康开玩笑！”“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第一位啊。所以说，态度上的错误与不作为，那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在曾光看来，公共卫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面对所有公共卫生问题，你只能选择迎战。不做不会错，做了不一定“立竿见影”。公共卫生是承担后果的，没“政绩”可言。
    1999年春节前夕，卫生部召集专家座谈。曾光对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问题“放了一炮”：“1998年洪水过了，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但也暴露了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问题。”他以他所在“国家队”为例分析说，“只经过半天专业培训，怎么能指导救灾防病工作？一次侥幸过关，长远怎么办？”他直言不讳，应学习国外好的经验，平时就着手开展现场流行病学人才培训，形成自上而下的人才网络，需要时就能拉出合格队伍……2001年，卫生部开启后来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黄埔军校”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以调查处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现场为大课堂，培养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人才。负责与外国专家谈判和项目筹备工作、并担任项目执行主任的，    曾光也有无奈、抑郁，甚至愤懑的时候。采访进行中，每说到激动处，他却总会戛然而止，渐渐陷入沉思。曾光说，他读过北宋理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后，怦然心动。一个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倾其一生做的，也许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事业。但有时，他又惊恐地发现，这或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说出的最为豪阔的空言。一如每一个静谧的子夜，埋头于万千卷帙中求索的他，会疑惑自己苦心孤诣、书写于案头的文字报告，会否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长夜里的自言自语？
    儿子很认真地说，“爸爸，就算你已经爬上了流行病学山包的顶峰，你抬头看看，其他哪座山峰不比你的山包高啊？！”“是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卫生专家非常渺小，无权无势。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呢？”曾光感慨道。
    “每个人都要退休，我现在‘超期服役’，我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没干完呢！”即使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曾光的心中还有梦。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公共卫生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各种问题的综合结果，它可能涉及到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涉及到动物等等。所以，公共卫生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国家体系的责任。就像他在非典时期提出的，“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关于非典型肺炎的信息收集、流行病学调查、物资供应，乃至对贫困人群的治疗等等方面，都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个好的公共卫生专家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成为决策层的参谋。”这是曾光的抱负。

“他就活脱脱一快乐老头儿”
    提曾光，不能不提他的学生们，他们让我看到了曾光的另一面。
    裴迎新是曾光的博士后，至今都记得“拜师”时的情景。“以前就听闻曾老师如雷贯耳的大名了，也聆听过他的报告。在做他学生前，我对他的所有印象就是一个圈内的‘大腕’。但凡这类人物，大多是不易接近的。”就在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姑娘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终于见到博士后导师时，她忍不住笑了。因为“大腕”首先给她讲了一个不太像“大腕”的顽皮笑话。
    “世界上叫曾光的人，不止我一个啊。那个比我小40多岁的陕西女孩，就是在香港获得过‘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冠军的‘华姐’曾光，可比我名气响多喽。”就在裴迎新刚放下惴惴不安的心情时，曾光来了句语重心长的话，“做公共卫生工作是件清苦差事，是不可能有‘一夜成名’的快感与刺激的。”一个笑料，一句冷语，这样的“开场白”她怎么都不会忘记。
    其实，一如其名字的喻意，曾光是很阳光的，常能以自己的光热影响到周围人。“他就活脱脱一快乐老头儿，嘴角藏不住的是微笑，丝毫不会让人感到难以接近，或是发怵。”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如是说法。
    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流传”，我亲眼见识过他对后学弟子的特别疼爱。如是外人来访，多半得预约。几时几刻，交谈多久，曾光的助手会提前告知你精确的时间，有时或会“短斤缺两”；曾光的办公室电话和助手的电话是一条线路，别看他电话特多，那已经是助手“过滤”了一道的，若不加“筛查”，两个曾光也忙不过来……但，只要你是曾光教授的学生，所有一切“壁垒”都形同虚设。疾控中心办公大楼8层，那个挂着醒目的“Professor Zeng（曾光教授）”名牌的办公室，是永远为你敞开的。
    采访过程中，曾光的博士生几次来敲门。“等一等吧，来学生了。”他总是转过身把时间留给弟子，专注地听这些年轻人讲话，汇报研究报告情况，提出质疑与困惑。偶尔，办公室的电话铃也会响起，曾光对电话那头表示，如果不是特急的事情，一会儿可以打回电过去。然后示意学生不要停顿思路，继续话题。
    渐渐的，我开始疑惑。抑郁、愤懑，慈祥、和蔼，截然两面的性格脾气，怎么就能同时融于这个知识分子身上？我抬眼端详眼前的曾光，看他沉静地倾听学生的声音。有一刻，我倏忽间感到一阵恍惚，这个满头银丝的长者，似乎早已和眼前促膝而坐的年轻人置换了身份——看那专注与认真的模样，你会以为他才是一心向学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