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为防治疾病服务—寄生虫病所半个世纪的发展之路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余森海＊

1950年11月1日，由前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其中的重要部分即“寄生虫学系”，含原虫、蠕虫及医学昆虫三室。虽然只有十几位专业技术人员，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国家队之路由此起步。

成立之初，这支小小的队伍面临的是极为有限的资源和简陋的工作条件，肩负的却是严重危害广大民众生命与健康的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任。然而50多年来，寄生虫病所励精图治，坚持以疾病控制为中心，为我国的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世纪前半叶，寄生虫病与贫穷、落后、愚昧并存，肆虐于整个中国。直到5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心下，才开始对若干重大寄生虫病进行全面调查与防治。50年后，防治进展令世人瞩目。流行于东南半壁江山的淋巴丝虫病的累计患者数达3100万，给千万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至1994年，此病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阻断，中国即将在近年内向世界宣布清除淋巴丝虫病。血吸虫病的猖獗曾夺走无数生命，致许多流行区呈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悲惨景象。经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在沿海五省、区阻断了该病的传播，其余七省的部分地区虽然仍在流行，其流行与危害程度已显著下降。在大规模暴发流行的年份，疟疾的全国发病数逾3000万。1954年，中南部大部分省、区报告的传染病例中有60％为疟疾。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报告仅几万病人（未包括漏报部分）。平原地区的黑热病在60年代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80年代后期以来防治肠道线虫病的努力已将感染人数从当时的6.46亿降为目前的1.29亿。

进入21世纪以后，寄生虫病防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仍旧流行并可能重现。其他多种寄生虫病的防治还处在起始阶段。但是，中国在热带病控制方面无疑为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典范，我们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主持WHO西亚太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血吸虫病分委会会议1993

回顾这个艰苦创业、辛勤奉献的历程，我认为寄生虫病所的成功在于它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在于它始终坚持了科学研究与防治实践相结合、实验室与现场相结合的方针。

一、人才培养是创建和延伸国家队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最缺的莫过于人才。受卫生部委托，该所自1951至1953年举办了两届“高级寄生虫学师资进修班”，结业后的70余人被分配至医学院校和省级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一部分留在该所。这批专业人员很快成了我国寄生虫学教学、科研与防治的中坚力量：教研室主任、教授、所长、学科带头人。其后，该所又陆续开办了“黑热病防治人员培训班”、“寄生虫病防治医师训练班”、“疟疾防治人员训练班”等等。

除了上述为期半年至一年的培训班外，该所还不断组织短期技术培训、接受省级人员或合作单位人员的个别进修。这类培训活动不仅为全国培养、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了一支基础理论扎实、技术熟练的过硬队伍，也使寄生虫病所拥有了具备协调全国性防治、研究项目及领导相关的现场合作研究能力的人才队伍。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专业队伍断层问题，该所又在1983-1988年间举办了三届为期各一年的“全国人体寄生虫病学进修班”和两届为期半年的“全国医学昆虫学进修班”，结业学员约147名。在此后的近20年里，这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许多省（区、市）级寄生虫病防治机构的骨干力量。他们在1988-1992年由该所牵头的首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中负责组织、实施本省的抽样调查工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IDP英文刊2012年10月创刊发布会

二、科学研究应与防治实际紧密结合

作为我国唯一面向全国的寄生虫病所，以科学研究为支撑，承担着多项任务，包括人员培训，协助卫生部制定重大寄生虫病防治规划、提出重点研究项目并组织实施，提出相关法规、标准及技术方案，对省级及地方机构提供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以及相关的科技情报服务等。

新中国初期的卫生工作总方针要求“首先应集中人力物力，解决危害人民最大的传染病、职业病和地方病问题，以保证生产及国防建设”。限于当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我们只能着重面对几种危害最甚的寄生虫病。在50年代防治工作的初期，除流行病学调查外，实验室研究和小规模现场试验均围绕防治中的关键问题展开。例如，1951-1955年的主要工作包括了：血吸虫皮内试验、钉螺生态与药物杀螺试验、日本血吸虫生活史有关环节研究、按蚊的生态习性、白蛉生态及药物灭蛉、吐酒石等治疗动物血吸虫病试验等。于是，有了1956年应“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的指示、生产并向有关省（市、区）供应6000万人份皮试抗原、大体摸清了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的重要行动；有了1957-1965年间涉及血吸虫病（安徽、江苏）、黑热病（新疆、山东）、疟疾（海南、贵州、云南、浙江、江苏）、丝虫病（浙江）、钩虫病（安徽）的许多项现场调查及试点工作。成功的现场实践，尤其是“综合防治试点”工作，为其后较长时期的疾病控制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寄生虫病所的药物研究从化学合成到动物模型筛选、临床前毒理药理，以至临床试验，自成体系，曾经创造过辉煌。研制成功的新药涉及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土源性线虫病、绦虫病等。有的新药虽然最终没能进入临床或为后来更好的药物所取代，仍然推动了防治研究的进展。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所的研究项目中应用研究一直占80％以上，“应用性基础研究”不超过20％。即使如此，一度还曾受到“左”的干扰，例如在50年代后期（不用说“文革”期间），涉及寄生虫生活史及某些功能性结构与成分的研究项目曾受到批评。事实证明，这类基础研究和储备对于指导防治实践、发展相关技术（如诊断、新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几十年来，寄生虫病所获得一大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无一不是以防治需求为目标、研究与防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犹如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的“中国阻断淋巴丝虫病传播的策略和技术措施的研究”、“首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控制和阻断大山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对策研究”、“血吸虫病治疗药物的研究”、“蒿甲醚预防日本、曼氏和埃及血吸虫病的应用及基础研究”以及获国家发明三等奖的“抗疟新药磷酸咯萘啶”等。

WHO副总干事来访

三、成功的防治措施与策略源于积极的现场实践

现场工作既是以防治疾病为中心的许多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是解决防治需求与服务的直接体现。新的诊断方法、治疗药物最后都需经过现场验证。一种成熟的防治措施或策略更是反复的现场试验、观察、修正的结果。

长期以来，应卫生部或有关省级单位的要求，该所专业技术人员经常奔赴现场处理疫情。应对突发疫情的工作始于建所初期。1951年，安徽全椒县暴发疟疾，该所派员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儿童中的原虫率为41％，脾肿率74％，恶性疟高达7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疟疾流行的严重状况。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在重大寄生虫病防治上取得如此的成就，离不开艰苦的、始终不渝的现场实践。

控制丝虫病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4年，该所人员在浙江北部的一个乡设立防治试点，以控制传染源和传播媒介为主的措施实施四年后又经五年观察，人群微丝蚴率从20.2％降为1973年的1.2％。初步结论是，1％可作为控制传播的标准。继而又在河南确山县以“丝虫病传播阈值与监测方法”为题对此进一步验证，历经六年，确立了阻断丝虫病传播（当时称“基本消灭”）的标准。正是由于科学、扎实的现场研究基础，我国消除丝虫病的事业得以健康发展，并为国际所认可。

在水网地区成功防治血吸虫病的基础上，面对湖沼地区和山区两大难题，又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在江西、云南开展了综合防治试点的纵向研究，为指导面上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1957年，当该所从南京迁至上海时，海南岛疟疾研究站与之合并，大大增强了疟疾研究力量。有了在海南等多个南方省、区的研究成果，针对70年代初黄淮平原疟疾大暴发的严重状况，该所集中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对苏、豫、皖若干地区疟疾暴发流行前后的流行因素、媒介能量以及综合防治策略进行了延续多年的现场调查与研究，所获结果对其后相当时期内的疟防工作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平原地区（华东、华北）的黑热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有关科技人员在七十年代转向从内蒙古至新疆一线广袤的荒漠地带，开展自然疫源地调查，同时又在陇南川北山区进行防治试点工作。由此取得的宝贵资料和经验至今仍然指导着这两类地区的防治研究工作。

出于钩虫病（以及其他肠道蠕虫病、血吸虫病）防治的需要，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沉卵化粪池，发展到发酵沉卵粪池、沼气厕所等，不仅肯定了其显著的沉卵功效，也证明了对血吸虫卵和钩虫卵有一定的杀灭作用。这也促成了全国许多地区沼气池的建设，推动了农村卫生事业和社会发展。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寄生虫病所能在半个世纪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较大的贡献，关键在于它有一支专业强、技术精、敢于负责、乐于奉献的队伍！

重视现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力搞好与协作单位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省级和地方防治机构开展现场调查与研究。从初期与山东省黑热病丝虫病防治所的合作，到全面开展各主要疾病的防治与研究中与绝大多数省级单位的协同作战，该所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都离不开地方协作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一条重要的经验是：计划共商、成果共享。合作过程也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地方防治干部的培训，该所的科技人员也能从地方防治人员处学到许多技能与实际经验。

＊作者简介：

余森海 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人（1984～1993年）。1992～2000年应聘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任热带病控制司官员等职。2001至退休，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先后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94年）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

历史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