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初心 担使命 防疫工作二、三事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汪诚信＊

    我来自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就是原流研所，这辈子主要是和老鼠斗——消灭老鼠、防治鼠疫，直到今天，我微信名字还是“老猫”。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回首过去，往事如烟，却历历在目。流研所是怎么成立的呢？那要回到建国前，我们都知道本世纪初，东北曾发生过鼠疫大流行，也知道日本人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鼠疫作为烈性传染病曾在我国大肆流行，蔓延到长城内外。据报道在 1946——1949年死于鼠疫的有 44000多人。所以，1946年东北解放区组建了鼠疫防疫大队，1951年在防疫大队基础上成立了鼠疫防治院，1952年改名为长春鼠疫防治所。

1952年是什么时候？抗美援朝，侵朝美军悍然对朝鲜北方和我国境内投掷细菌武器，直接威胁我国安全。陈文贵、魏曦、纪树立、辛钧、张杰藩等专家，从美军的投掷物中分离出鼠疫、霍乱、炭疽等多种强毒致病菌和病毒，掌握了证据，受到了毛主席肯定。以英国李约瑟博士为首的国际调查团以黑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公布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在此情况下，为加强侦察诊断、巩固国防和控制各种烈性传染病、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人民健康，党中央决定组织反细菌战队伍。1952年3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更名为爱卫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1953年初，以贺诚（时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为首，负责筹建反细菌战研究机构。当年6月，卫生部呈文政务院申请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政务院随即批复同意，流研所正式成立。

我是什么时候“入伙”和老鼠斗的呢？1955年，我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化系，即现在复旦大学药学系。毕业分配时，对要去的单位一无所知，干什么更是茫然，但在那个年代心怀朴素的信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向的列车，到长春鼠疫防治所报到。到了以后，我就问领导，我能干什么呀？所长说，“要你做的事情对防疫工作大有作为。你想，防鼠疫重要是消灭老鼠。消灭老鼠要用药，用药就要懂药的人，你来了不正好吗？”就这样，我一个药学系学生却进了鼠防队伍。

1957年11月，长春鼠疫防治所张杰藩所长率领我们66人携仪器装备迁京；同期来京的还有魏曦副所长率领的大连生物制品所6人和仪器装备；后来，医科院的流行病研究室和真菌研究室合并至流研所。当时流研所的工作方针是：防治、科研、教育相结合。即防治与研究相结合，现场与实验室相结合，以任务带学科。

1958年，卫生部将流研所划归医科院；1983年，流研所从医科院划出，与其他几个所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更名组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研所也更名为“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以上是原流研所的简要发展，我自50年代来所一干就是一辈子。当时，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现场，足迹踏遍了高原、草原、内陆、沿海。骑马、骑驼、开拖拉是必须熟悉的工作技能，埋锅、造饭、搭帐篷是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青海门源鼠疫区开展调研工作（图中左二为汪诚信）

下面，我讲二、三个亲历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中秋之夜，大雪与狼。

1967年，为了评价一种用于消灭旱獭方法的效果，我出差到青海湖南岸的牧区做试验。因为要摆弄药品，不能与牧民同住，只能在方圆3公里没有居民的小河边草地上，支起小帆布帐篷，自搭炉灶，自做自吃，草地上的干牛粪不花钱，捡来就用，非常方便。到了中秋节，试验临近尾声，同伴回队部办事，剩下我独自留守。在空无一人的大草原上，我睡在帐篷里，半夜突然发现头被帐篷压住了，起来一看，才知道是下了大雪。推开帐篷门，举目明月当空，周边白雪茫茫，正想来首《静夜思》之类的诗。但突然，我发现五十米开外，一头狼正在观望，眼睛放着绿光。我想，你算是找错地方、找错人了。狼我见过的多了，我有铁锹，你是孤狼，你要等就在那里等吧。收拾完帐篷，我就回去钻热被窝了。狼多疑，它根本不敢走近帐篷，哪怕只是一层帆布。第二天一早，狼不见了，但积雪弄湿了我烧火用的牛粪，根本点不着，早饭怎么办？想求援，马也踪影全无。到了11点，万般无奈之际，远远山沟里一个骑马人来了，还牵着我的马。原来，下雪时我的马逃回了本家。马的本主起床后看到了，才知道我落了难，立即把它送回，还捎来了一袋干牛粪救急。多么淳朴聪明的牧民呀！

第二个故事是捕捉旱獭，多也不对。

1960年，中苏联合组织地方病考察队，调查旱獭鼠疫疫源地。苏方派来了8位专家，其中一位没有学历，但是捕旱獭能手，也就是所说的土专家。据苏方队长解释，他们怕中方不会捕捉旱獭，没有旱獭就查不了鼠疫菌，完不成任务。这位能手就是保证旱獭供应的。我们一听，真是太伤自尊了，中国人捕捉不到中国的旱獭，真是怪事，非要比个高下不可。当然，比赛条件并不公平。他每天伙食标准8块，我们才4毛；他有助手搬用具，我们全部自己动手。而且，我们过去没有捕过旱獭。头几天，苏方能手比我们捕得多。5天以后，我们反超。第6天，麻烦来了，我们收工回队，天快黑了还不见这位能手踪影。这下我们总指挥、青海卫生厅厅长、一位老红军急了，拍着桌子说，谁让你们昨天捕那么多？丢了一个苏联专家，你们谁负得起责？听了这话，我们不怒也不敢乐，多捕旱獭也不对呀！最后，这位能手还是平安回来了，不过憋着一肚子气，赶不上我们，不甘心而已。

第三个故事是飞机喷药，敢于担当。

1991年，江苏南部洪灾，中央十分重视，从方方面面采取应急措施，包括防止大灾之后防大疫，迅速控制病媒生物的安排。杀虫剂与喷药飞机已经备齐待命。我奉命率领小组赴灾区，协助当地工作，尽快提出喷药的具体方案（包括地点、时间、药品及药量等）；并且明确，方案一定飞机将迅速出动。

现场考察后我们发现，当时当地不宜飞机喷药。主要是：其一，该喷药的地方只是局部、分散，而且不易覆盖；其二，全面喷药会伤害蜜蜂等有益生物，面积很大，污染环境；其三，当地全面抗灾，能够喷药的人很多，招之即来。总之使用飞机喷药，效果差、副作用大、太费钱。于是，我们提出不用飞机，但这与事先安排不同。事关重大，北京方面要求，组长必须在报告上签字。

怎么办？如果同意派飞机，一个报告上去，显得我们说话很有分量，身价似乎也高了一截。而且，万一飞机喷过药，即使苍蝇、蚊子没有控制好，那也没有责任，毕竟最现代化的办法都用过。相反，不用飞机出现问题，我们要负全责。

是维护虚荣形象，还是甘冒风险、坚持观点？经过一番激烈思想斗争，我还是选择了勇于担当，在不派飞机的报告上签了名。我也因此被评为抗洪救灾全国先进个人。此后，灾后灭虫派不派飞机，都要根据实际做出科学决策。

回顾往事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坚守初心、勇于担当，奉献智慧和力量，才能做到披荆斩棘、挥斥方遒，在实践中磨砺成长、在防疫工作中大有作为，进而把建设新中国的信仰理想融入到与疾病斗争，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传承下去。

凭着现场勘查、调研分析，鼠防人终于摸清了鼠疫分布规律，使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现在人间疫情少有发生。当然，鼠疫自然疫源地在世界依然分布广泛，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动物间和人间鼠疫疫情时有爆发。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中国卫生走向世界，我们还要主动担当。2017年马达加斯加发生人间鼠疫疫情，中国派出了两批15名专家，协助当地完成了防疫任务。

三峡现场考察

如今已入杖朝之年，虽不能像当年驰骋草原，但看到学科与行业飞速向前发展，英才辈出，虽偶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伤怀，但更多是为被赶超和事业后继有人而欣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此，真诚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

汪诚信  男，1933年出生于江西贵溪。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

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起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2015年，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直属机关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