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55年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刘崇柏＊ 

　　一、所发展史 

　　该所的所史应从1947年中央卫生实验院组建北平分院的病毒研究室开始。室主任由分院院长黄祯祥教授兼任。1958年发展成病毒系，直属中国医学科学院，系主任黄祯祥教授，1964年发展为病毒学研究所（病毒所）。“文化大革命”中迁到昌平与流行病研究所合并。1979年又分开恢复原名称。1983年，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分出，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领导。2002预防医学科学院改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改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 

　　病毒室时期最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对流行性日本乙型脑炎的系统研究；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病原诊断、媒介昆虫、宿主动物、病毒生化等，1953年以后增加了麻疹，EB病毒、肠道病毒、流感病毒，1962年增设肝炎研究室。病毒研究所成立后研究科室的设置逐渐增多如免疫室、病毒形态室、肿瘤室、生化室、遗传室等病毒学研究的基础科室。 

　　二、工作作风 

　　病毒学研究所是一个科研意识较强，学术民主较好、团结奋进精神较强，工作效率较高的小研究所，以作好科研工作为已任，历届所党委及所领导都是这么说和做的；研究科室是第一线，行政后勤都是第二线，是为第一线服务的，要明确要想得通，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相互支援、相互尊重的优良传统至今还保持着，病毒所的人见面不以职称称呼，往往以老或小打招呼如老刘、老王或直呼其名，以职务、职称相互招呼者极为少见。我在病毒所工作了40年，从未听说研究科室与行政、后勤发生过任何扯皮的事情。更未见争吵或抱怨。年终总结后，有些实力较好的研究科室都要邀请行政后勤的人员参加科室联欢以示感谢。研究科室之间也是很团结的，互通有无，技术方法的交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虽然各研究科室主任的性格及处世方法有差别。病毒研究所的常用玻璃器材由洗刷室负责洗刷、消毒、供应。工作量很大，从早忙到晚，有时还是跟不上。如果洗刷质量不合格，研究科室拒绝并退回，但从未因退回而起纠纷。 

　　如果工作量太大难以完成任务，须研究科室派人帮忙，必从之，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没有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所遗留的派性很快得到克服，恢复了往日的团结，在这方面侯云德所长是有功劳的。 

　　1．学术民主 

　　病毒所的学术氛围很浓，很认真，所里的研究方向，各研究室的研究课题，是必须经过所学术委员会的论证后才可成立。课题负责人必须向委员会说明立题的目的以及学术价值，然后才能立题。重大成果申报以及涉及全所的研究方向，学术委员会要讨论通过。申报科研成果是很严肃的，如麻疹减毒疫苗的争论很大，重点是病毒所在麻疹减毒活疫苗研发中的地位，争论的焦点是合作组是分工合作的组织，探索内容有分工。成绩是合作研究的整体成绩，不应当被某合作单位所占有。应当提到其他合作者的工作，为此事，黄、朱二位教授争论得十分激烈，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每逢学术问题的讨论，参加者不分职位、年龄都是勇士，都要表示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的方式及言辞是可以自选的，没人介意。在工作会议及学术会议中主持人不能说得太长，也不能做更多的解释，否则便招来批评“叫我们来听你的，还是要我们参加讨论”？“如果要我们参加讨论总得给点时间吧！”语言尖刻刁钻，还不能反驳，否则就会有人附和“讨论会就是讨论会，不是全听你的”。党委书记讲话也是这样，评头品足者甚多，书记很不好当。 

　　2．实事求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学术作风在黄祯祥、朱既明两位教授的带领下是很严谨、很活跃的，也是很前卫的。黄祯祥教授组建病毒系时，技术起点很高，已普遍用单层细胞培养技术分离病毒、用特异性病原血清试剂对病毒进行鉴定。集病原、病原诊断、动物实验、流行病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奠定了我国病毒学发展的良好基础，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医学病毒学的奠基人，到了晚年他积极推动实验病毒学和临床病毒学相结合的学术思想，主张病毒所应设立临床部，实验病毒学学者要有临床基础，要到临床去工作，只有这样我国病毒学才有发展，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病毒学家。随着时代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朱既明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作风稳健，学术思想前卫的病毒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组建了病毒遗传室，为迎接病毒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进行物质准备。他在我国预防医学，疫苗研制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突出贡献。在二位教授身教、言教下，一种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真理的学风，在全所蔚然而生，十分可贵。 

　　三、人才培养 

　　新入病毒所的大学生可选定自己的工作研究室，但在进入目的研究室之前有一个学习期，首先要进入常用玻璃器材洗刷消毒室和常用病毒培养液配置室工作三个月，学会一切工序后，再到全所各研究室轮回工作，熟悉实验室操作技术及书写实验记录的格式与方法，并读完指定的病毒教科书，才能回到自己选定的研究室投入实验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制度有些松懈了，这是好传统，不应松懈。当今，人们把分子病毒学看得太重，也是片面的，对培养人才和病毒学发展是不利的。 

　　说到病毒所的发展及人才培养除黄祯祥、朱既明教授外还必须提到病毒所的三位院士，现以所龄的长短为序进行介绍： 

　　1．曾毅院士：曾任病毒所所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兼任病毒肿瘤研究室主任。他学术思想敏锐，实践范围很广，对B病毒致鼻咽癌作用（病原作用）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等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2．侯云德院士：曾任病毒所所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兼任国家病毒分子生物学中心实验室主任，他的知识渊博学术思想活跃、前卫，是我国病毒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是我国干扰素药物研制的主要研究者。 

　　3．洪涛院士：是病毒所病毒形态研究室主任，是成人轮状病毒腹泻病原体的发现者。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形态，病毒分类及病毒形态发生学的创始人。 

　　他们三人是病毒所发展的中坚力量，贡献巨大。 

　　四、黄祯祥、朱既明教授趣事 

　　（一）黄祯祥二三事 

　　1．黄祯祥向造反派讨美食 

　　“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所内的唯一“反动学术权威”，兼“国民党孝子贤孙”，牛棚中的公民，并在所内烧锅炉改造，是“模范”锅炉工，集推煤、出渣、投煤于一身，乐此不疲，愉快敬业。但暖气烧不热，人有怨言，实验鼠患感冒，质之，答曰：“我很卖力，但吃窝头不饱没力气，我是福建人爱吃大米给我改成米饭或者给些馒头就行，有力气了保证烧好，我有罪，冻坏耗子科研损失很大”。造反派郑重思考后答应了，果然实验“耗子”的咳嗽声消失了，人们也感到暖了。他很满意！大家也满意！ 

　　2．黄祯祥的入党 

　　20世纪50年代有过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政治运动。黄祯祥是病毒系唯一的白旗拥有者，候补党员转正泡了汤。事后入党申请书照写不误，雪片式的，没人理睬。“文化大革命”后申请密度加大，终于支委会感到对他的事要有个交代了，同意不同意都是个意见，开会无人发言，有人提出了什么叫做阶级觉悟，不人国民党，跟着共产党，在运动中受不实之冤，又无怨无悔，算不算阶级觉悟。我说“别难为了，我当人党介绍人就是了。”接着另一个介绍人也有了，鼓掌声随之而起，通过了。被告知之后他像孩子般的高兴着。 

　　（二）朱既明二三事 

　　1．入党 

　　   “人党是我终生的愿望，我已经老了，考验我到什么时候！哪里不够，请快说，我好努力呀！”他的入党时间是与黄祯祥在同一天。 

　　2．我没有说假话 

　　   “文化大革命”前有人曾问过朱既明教授，你的眼镜是在那里配制的，答曰：在英国留学时。多少钱？答曰：免费。“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揭发了，理由是他美化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怎么会给中国人免费配眼镜？辩曰：我没有美化，在英国对学生都是这样的，我说的完全是真话。继续批下去，他还是这句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坚持真实是他的原则呀！ 

　　3．朱既明爱书如命 

　　  “文化大革命”中，为防止他的家藏书受损，所里派人全部搬到所内封存。他怕遭鼠害，不时要求看看是否有鼠光临，并连连催促快送回家，家有贤妻，是“鼠类的克星”，在她的呵护下，能确保安全。 

　　五、关于病毒性肝炎的研究 

　　我曾是肝炎研究室主任，对此知之较多。病毒性肝炎研究是第六-第九个五年经济计划中的攻关课题，涉及部门多、人员多、政府、大学、防疫站，科研部门都参与了，尤其是病毒所涉足其中。说起肝炎研究，1965年Blumberg在研究脂蛋白多态性时，在一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发现了一种抗原名曰“澳大利澳抗原（AU-I）”，到1968年才确定它为乙型肝炎病毒。澳大利亚抗原是乙型肝炎病毒的衣膜抗原，因为它位于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病毒命名委员会改称澳大利亚抗原为“乙型肝炎病毒表抗原（HBSAg）”。表面抗原在血中的存在表示乙型肝炎病毒的存在，此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完全停顿，但病毒所肝炎研究室仍在北京第二传染病院中保有一批人，实为在病人中寻找澳大利亚抗原，抗体，建立乙型肝炎病原诊断方法。不久便找到了抗原及抗体并在实验室中制备了动物抗体，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检定所等合作生产检测表面抗原的血球免疫粘连试剂盒。并用琼脂扩散法建立了乙肝血清亚型检测方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以甲肝粪便抗原为基础的甲肝抗体血球免疫粘连法，用于检测甲肝IgG抗体。方法建立了，病毒所向卫生部防疫司提出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调查。几经磋商得到了卫生部防疫司的支持，于1979-1980年在病毒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技术牵头下，全国29省市卫生防疫站参加了此次调查，调查样本为11万，采血样11万。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是乙型肝炎高流行区，人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总数约一亿人，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诸省为重流行区，黄河流域总体为中流行区，农村流行率明显高于城区，现症病人约2500万，其中大部分是慢性乙型肝炎。调查结果公布后朝野震惊，舆论哗然，对肝炎的防治研究势在必行。1984年卫生部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六五计划也把肝炎作为攻关课题，一个以政府为龙头的肝炎攻关科研在全国各个大学、科研部门及省卫生防疫站全面有计划的展开，并且带动一大批与肝炎防治相关的企业蓬勃发展。在攻关过程中，病毒所一直是流行病现场的乙肝流行因素以及疫苗策略研究的长期牵头单位。他们虚心向流行病学专家学习并把自己的实验技术与流行病学紧密结合，使诊断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改进与提高。在合作组中，大家相互学习，使流行病学者与实验研究者的知识相互渗透，合作的十分愉快，顺利走完了15年的合作历程。圆满地完成了乙型肝炎流行因素、乙型肝炎疫苗免疫策略的研究，并得到卫生部及同行们的认可。科研实验室工作人员作为流行病学研究的牵头人并获得成功似乎是不可信的。我认为协作本身就是相互学习的过程，首要的是病毒所必须向流行病学专家学习，在课题设计、研究结果分析等要多听取流行病学者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不怕争论，全身心地学，精心领悟，便会学会很多东西；我认为牵头单位实际上是课题的协调人，组织者，负责者，矛盾调解人，利益的均衡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肝炎的攻关起于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流行因素的研究及预防策略研究的切入点。政府的重视、专家的推动，使肝炎攻关课题井然有序环环相扣，成绩巨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攻关课题。病毒所在整个攻关过程中，在流行病学，病原诊断、疫苗研制、疫苗防治策略的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作者简介： 

　　刘崇柏教授（1927年2月—2019年2月18日）是我国著名的病毒性肝炎专家和肝炎防控先驱，也是我国病毒性肝炎预防措施的理论创造和实际推广工作的主要专家之一，他为我国肝炎的预防控制、病原学、流行病学、降低发病率与病死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崇柏教授1927年出生于山东荣成，1945年参加革命，就读于当时山东军区卫生学校，1949年建国初期就任华东军区白求恩学院，1950年被送往山东医学院继续培养，1955年自山东医学院毕业后，被国家派送罗马尼亚国家病毒研究所深造，1960年学成归国，在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崇柏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后改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肝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卫生部科技进步奖4项，何梁何利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