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云德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我已到鲐背之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年至弱冠，二十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走过的每一步都应被历史铭记。 

　　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控中心正式组建成立，这不仅仅是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一次更名，它代表着我国原有防疫站体系的转型，是面对全国的疾病预防和防控工作的统筹，也是适应我国民众健康要求的体制保障。2003年初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这场人类前所未有的传染病让组建伊始的疾控中心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挑战。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们虽然也曾经面对过脊灰、肝炎等传染病疫情，但是都不像“非典”这次来得突然，是毫无准备的当头一棒，面对完全没有接触和研究过的新型病毒，传播途径也没搞清，就已经在社会上传播起来，导致我们很被动，病毒的大肆传播，造成了社会上的恐慌。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疾控中心所要做的就是快马加鞭地与病毒赛跑，希望尽快在诊断、预防和治疗方面有所突破。我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的干扰素应当对SARS有防控作用，并立即着手进行了细胞和动物实验验证，正如预期的那样，干扰素对控制SARS冠状病毒传播有效，干扰素α2b现被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SARS储备药物。从国家层面，政府强大的行政作用也推动和加强了从疾控中心到医院乃至现场的科研协同作用，加之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的对防控资源和工作进行调度协调，强化医疗资源共享，发挥联动效应，最终成功战胜非典疫情。中国疾控中心通过这次事件，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以及全国性联防联控机制运转有了更深厚的实践经验。 

　　SARS流行共造成29个国家和地区8422例感染，死亡916例。其中中国内地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SARS疫情过后，国家卫生系统开始全面反思，除了信息公开透明和科学公关之外，我们认识到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是传染病防控的重中之重和战略需要，并提出可利用中国疾病控制系统的网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病原生物监控系统，并逐步开展建立常态化信息报告制度，2008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启动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我被国务院任命为专职技术总师。重大专项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发挥作用，因此在前期充分调研的数据基础上，结合我国传染病防控的技术现状，我们全体专家组设计了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尤其是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24小时内对肺炎等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的确认、4-5小时常见病原的现场确认、72小时锁定未知病原，这一体系的建立可以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发展，更好的保障国民健康安全。 

　　如果说2003年的SARS是对新成立的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场突然袭击，那么2009年的甲流疫情就是对我国的传染病防控综合技术平台的第一次大考！面对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甲流疫情，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迅速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机制，我被任命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在面对历史上都没人干预成功过的流感面前，我们提出了“早期诊断、早期处理”的方针，并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交出合格的答卷的同时，我们还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包括：（1）“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新思路已成为重大传染病防控新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2）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灵敏性和特异性均最优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诊断试剂。（3）首次证明在流感大流行基本传播系数（R0）为1.3-1.6的早期，采取医学隔离等措施，可以改变流行峰值的理论假说。（4）在全球首次系统揭示了新甲流的临床特征和规律；使我国对甲流的诊治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显著降低了病死率。（5）中医药治疗甲流取得突破，以严格循证医学方法证实中药组方可显著缩短甲流病程，并获国际认同。（6）87天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打破了世界纪录；并首次证实新疫苗不加佐剂，仅需注射1剂，保护效果就达到87.3%，推翻了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注射2剂的专家共识。（7）通过建立全球最大的副反应监测系统，首次证明格林巴利综合征与甲流疫苗无关。该研究成果结束了中国疫苗不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历史。（8）首次揭示了新甲流病毒HA和NA的晶体结构，证实疫苗有显著回忆性免疫保护反应，为研制通用性流感疫苗提供了理论依据。 

　　受联防联控机制和国务院应急办公室的委托，清华大学作为第三方的系统评估结果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报道低5倍，社会收益约2000多亿；成本收益比达到1元比7.5-10.84元，有效保障了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赞赏和认同，并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完善防控体系建设和联防联控机制的同时，中国疾控中心还在不断的研究开发工作中强化内功。2009年，我国科学家全球首次确定了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咬病”事件）的病原为新型布尼亚病毒。2011年，我国新疆发现脊灰野病株，我们在7天内对其溯源，确认了新疆脊灰野病毒来自巴基斯坦，并在1年内恢复我国无脊灰状态，这一成就被WHO称作全球脊灰控制的“典范”。2013年，我国在全球首次确认并成功应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4天内成功分离和确定病毒。《Nature》和《Nature Medicine》多次发表评述，认为中国目前应对新发传染病疫情的能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流感室成为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第5个、发展中国家首个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一举成为全球流感防控的领导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我国派出传染病防控队伍在西非塞拉利昂建立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广泛开展包括埃博拉、寨卡、黄热、猴痘等高致病病毒的监测、检测和培训工作，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并实现了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前移。2015年，依托我国联防联控机制，我们成功确诊了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病例，有效控制了MERS疫情在我国的传播。同时，在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灾防病工作中，为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中心和地方疾控工作者也不畏艰险、冲在一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表彰。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原部长万钢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以及接受专访时，对“传染病防治”专项为科技惠民、改善民生提供的有力保障给予了高度评价：“传染病防治”专项实施以来，聚焦传染病防控关键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取得显著成效。我国防控突发疫情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从2003年SARS时期的“守望相助”到甲型H1N1、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有效应对”，P4实验室实现“积极防控”，成功构建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控制MERS、寨卡等传染病输入，援助非洲阻击埃博拉疫情，进而实现“主动出击”。 

　　SARS过后的17年，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截止至2021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命名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已有13株，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高达2.8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风险面前，疾控中心迅速反应，在2019年12月30日样本被送到病毒病所后，1月7日，我们的专家团队已经成功分离病毒毒株，并初步制定新冠病毒防止指南，同时，大量疾控工作者也同时奔赴前线，开展临床检测监测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一度成功扭转了国内的病毒爆发传染局面，但由于新冠病毒在世界上的大量扩散，直至今日，新冠病毒仍然是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目前，在联防联控的基础上，疾控人外放输入，内放反弹，并在疫苗的研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今应对新冠的入侵，疫苗的研制生产和大量接种，是主要方法之一。 

　　作为一个和病毒打了60多年交道的疾控人，我一直认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我们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就是预防和控制病毒病，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这也是疾控中心20年来不变的追求，希望每个同仁都可以把握这一哲学规律，在更高层次指导自己的工作，为人类做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侯云德简介：侯云德，1929年生于江苏常州，前苏联医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我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等8种基因工程药物，主导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技术应对和科技攻关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流感大流行的首次成功干预。荣膺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5项，排名第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侯云德院士指导学生做实验 

　　2018年3月29日侯云德院士（左起第三）在第一届中俄传染病研讨会上 

　　2019年7月21日侯云德院士在全国高级病毒学培训班授课 

　　侯云德院士在工作（摄于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