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长寿 

　　病毒病预防控制工作是我干了一辈子的工作，退休后还经常关注相关的研究动态。自疾控中心成立以来，国家疾控事业进步是非常显著的，这期间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值得深入总结。我个人也不断获得新的认识，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伟大成就令我非常感动，真是了不起。疾控系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付出很大，很了不起，值得真心点赞。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要充分认识到，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关键胜利的核心缘起，是习主席在2020年1月25日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提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要求，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创新中国疾控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让中国疾控事业跨上新的台阶。我是从事一辈子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人，不大善于使用高度概括的理论性语言，愿意用我个人的经历谈一些感受。

　　2002年，杭长寿研究员参加国际病毒学术研讨会 

　　一、爱护青年，为他们创造成才的机会 

　　我们疾控系统的工作人员，大多出身普通百姓家。中国老百姓的孩子都渴望成才，长时间努力读书，确实不易，作为单位的领导，不能欺压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创造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我出身“中农”之家，家庭生活是紧巴巴的，每年到青黄不接时，还要借高利贷。父母不识字，知道不识字的苦，所以尽全力让自己的孩子要念好书，但当时农村连饭都吃不饱，要培养一个该书人，是非常困难的。1950年我小学毕业，7个同学中我是第二名，考取了上虞中学念了半年也失学了。解放后的农村依然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当时的人民政府号召学文化，鼓励孩子去上学，成年人去上夜校（扫盲），村政府和农会还派人各家各户做动员工作，答应在农业生产上对我家给与帮助。但在兄弟姐妹中，只有我，虽然也遇到过一些挫折，坚持下来上了大学。我在中学阶段，多亏了二姐、哥哥和大姐等家人的帮助，而在大学阶段更是得到国家人民助学金的资助，否则我无法完成全部学业。父母对子女的投入，兄姐对弟妹的投入是不求回报的，是无私的，国家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更是付出了巨大财力。有书读真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珍惜读书求学的机会，也感到非常的庆幸。同时，我也感到为社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不求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 

　　现在生活好了，但是老百姓的孩子读书成才不容易，给年轻人创造成才的机会既是对他们负责任，也是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需求 

　　1962年9月，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七（病毒）班毕业，分配到病毒学研究所免疫室工作。1963年2月22日被派遣去安徽省桐城县下乡参加劳动锻炼，这是上级组织对年轻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培养，至今我还认为是必要的。我与赵同兴被分配到铜城县吕亭公社蛇庄生产队，住在一个“五保户”腾出的草房内，屋顶虽有一块玻璃当亮瓦，但还是暗暗的。吃饭是派饭，每半个月轮一家，有时吃不饱，平时帮驻家做一些上山担柴等力气活。从驻地到有柴的山上来回总共30公里，早上4-5点出发，担柴下山时间一长，向下跨步时，脚不听使唤地总是颤抖，无法行进。社员们的柴担子起码在50公斤以上，有的在 60 ~ 65公斤，而我们两个分别是40公斤左右，这是在蛇庄锻炼了好几个月的成绩哩！即使这样，我们在下放大队中还是出了名的，还认为是件了不起的事。只要真心做事，群众就会赞同，鼓励拥护。 

　　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文化生活和各种社交活动很少，社员的集体活动就是开会后的“大拼火”。所谓“大拼火”，就是全体社员在一起会餐，吃的并不是大鱼大肉，而仅仅是池塘里天然存在的小杂鱼，另外还有白薯面丸子和豆腐等。而主食是生产队分剩的稻谷或清稻场结余的稻子碾出的米做成的。男女老幼因为能有机会痛痛快快吃一顿而兴高采烈，我们也同样高兴。用真心换真心，也不觉得苦，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快乐的。 

　　在蛇庄生产队，社员们都称我们“大学生”，最初安排我们看鸭子，另一个工作是在稻场上包草包子，准确的说，是为社员们准备包草包子的辅料，即乱草叶、干牛屎及稻草等做包草包子的配角工作。我们好象是随人指使的听差和或工地上干活的小工，谁都可以叫你干什么。这在一生中还未曾有过，如果不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把自己当作小学生，是很难适应的。至今我还认为这种锻炼对于知识分子，特别对各级领导更是必要的，能使他们了解自己服务对象的需求。应该认识到要做好服务工作必须深入群众。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疾病控制工作面临新的形势，有了新的要求，不到群众中去，很难了解群众的需要，提出有针对性的办法和措施。以前的教育体系比较注重的这方面，并不是说以前的就一定对，但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三、用心服务，满足群众的需要 

　　1974年6月我被派遣去西北北京医疗队，我既是小队长，又是党小组长。北京医疗队是敬爱周总理亲自派岀的医疗队，在西北已经连续了几年，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在干群中很有威望。不管到哪里，当地的第一、二把手都会出来接见。医疗队的任务是搞农村卫生革命，是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实际行动。具体是“两管五改”：培训赤脚医生、巩固合作实疗制度、诊治地方病和传染病、计划生育、卫生宣教等。我们队有16-17人，來自流行病防治所、协和医院、阜外医院、儿研所和约物研究所，所抽调同志都是各单位的骨干，许多是教授。如朱既明教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是中科院院士和所长（兼副小队长）；吴葆桢大夫后来成为协和妇产科主任，对该专业有突出的造诣；程玉芳是协和理疗科专家（副小队长）；王方正大夫是阜外心内科专家；章观德是药物所专家。我队除负责肃州公社外，同时兼管党河、孟家桥两个公社。在开展工作时，做到各有侧重、相互帮助，按上级布置分阶段开展工作。开始，2-3人一组进行访贫问苦，挨家挨户调查了解疾病情况和宣传卫生常识，接着就开始诊治疾病，以使用中草药为主。这实际是一个了解民情、熟悉情况的过程，为开展后面的工作打下基础。我本人除抓全面工作以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进行“两管五改”，做当地领导、群众的工作和卫生宣教工作。“以点带面”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如改厠所和炉灶就是这样。首先，要让这些工作放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作为他们必须做好的工作。除了党委书记、副书记支持外，还要让“一班人”都清楚、都支持。这就要不适时机地参加他们的党委会，请要来，不请也要来。所以朱教授开玩笑地说，老杭是三个党委的“常委”了！因为这是与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周总理要求做的，所以一点也不能含糊。另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如在三级干部会上或在电影放映前要说上几句，专门为中小学生开办“农村卫生革命”专题讲座，并亲自写讲义和讲课，朱教授也是如此，真是十分难得。其次，要有样板。一般在生产队长或赤脚医生家里先搞一个卫生厕所的样板，然后让队里所有人都来参观，队委会规定什么时间完成，中间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督促，最后全队进行验收。再次，是进行全大队或全公社推广，把它作为年终验收和评比的内容。做群众工作最难的要算计划生育工作了，要说服人们釆取措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在医疗队的一年，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了解自己服务对象的需求，使自己的工作有的放矢，所以去农村工作一段时间是有必要的。我发现朱教授回京后在领导全所科研及开展各种工作时，总是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需要。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高兴地回忆起我们在敦煌那段有意思的日子。过去卫生系统提拔干部，看他是否有"四、五、六”的经历即：是否经过“四清”、“五七干校'’和“626医疗队的锻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与党中央要求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建立农村小康的战役部署相一致。深入农村可以使人的名利思想、轻浮作风，得到清洗和净化。 

　　这些实践都是当时条件下，为解决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而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创立的新机制，解决了当时非常大的问题，是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创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医防融合，就是所谓的“One Health”。现在有人说中国没有One Health，理念是从国外引进的，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我国血吸虫、疟疾、出血热等的成功防治工作，都体现了One Health理念，但我们的命名思路是不一样的，专业上也确实没有凝练和理论提升。 

　　四、敢于担当，助推疾控事业前行 

　　当我们的事业发展走到前沿，需要贤能的长者指引和担当，个人的成长也需要这样的长者时时指点迷津。黄祯祥、朱既明两教授是我国医学病毒学的泰斗，对病毒学有很高的造诣，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待人、处事同样值得学习，他们的教诲让我受益一辈子。 

　　我从病毒学专业实习和毕业后分配到黄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工作了16年，有机会亲临他的教诲。他对年轻人培养是非常精心的，室里经常举行学术活动，对刚来的新人要求做单篇文献报告或几篇文献综述。一次我被安排做一个章节即浆细胞发生、发展的报告，文章非常长，英文写的也很难懂，但我还是认真阅读和翻译了，特别是开始那一页，由于反复看，所以念起来比较流利，翻译也很通顺。有一天，黄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把第一页念一下并翻译出来，他连连夸奖说，“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他哪里知道我是用尽平身之力，才做这样的。有一次，我与同事在动物室用小白鼠做脑内中和试验，他在后面站着看了一会后，建议说是否可将注射器自外向内往对侧脑注射更好一些。我试验后，感觉十分好，更容易看清注射器上的刻度，给量更准确，这个方法也得到推广。他很有人情味，每当春节都邀请不能回家的年轻人到饭馆吃团圆饭。他提倡“谁想的就是谁的”，希望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特别是创新主张，"文革”中因这个观点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文革”后，他照样提自己意见和建议，如用马驹做乙型脑炎活疫苗安全性实验就是他提出来的。他经常鼓励年轻同志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提高，多实践，多做工作，多次让我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病毒学卷》、《医学微生物学》的编写，还把许多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写好后他又帮助修改并且把第一作者换给我，让我主持马脑疫苗安全性实验，他当配角。与他一起出差，看我不断应酬（买香烟）花消大，他就悄悄买了香烟放在背包里，看到了来人时，主动拿出来招待。我与他住在一个房间，有时住在一个炕上，一次在张家口招待所，当得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他兴奋不已，连连称赞毛主席、共产党好。他为人非常真诚，易于与年轻同志打成一片，一起打乒乓球、骑马、参加劳动。他的体质本来很好，1984年我去了美国，1986年回来时他已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一次，但未能进入病房，就这样诀别了，甚感内疚和遗憾！ 

　　朱既明教授曾于20世纪60年代给病毒学专业班同学上课，他讲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大家很爱听。后来从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来病毒所当了（副）所长，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长春所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和中科院学部委员。1974年6月，朱教授被安排参加北京医疗队支援西北，我与他在同一个小队，才有机会倾听他的教诲。他和我经常讨论农村卫生中的各种问题，而且还常与以后的科研方向联系在一起。他非常重视对农村、农民和干部的卫生宣传，亲自编写讲义“易风易俗，改造世界”，而且还给当地农村中学生、老师上课。“涝泊水，粘又稠，小虫、蛤蟆内中游，有人不意喝了它，一年四季病难丢！”等当地的顺口溜也被编了进去，所以上课非常生动。要不是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怎能有这样的学术权威为基层的师生们上课呀！所以他们听课非常认真，都把要点记下来。不仅如此，医疗队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他也参加田间地头的演岀，以扩大影响。他知道农村不卫生的习惯不是几次宣传所能改变的，要求我们持之以恒。有一次医疗队期中总结，我草稿了“为农村卫生革命大喊大叫”的报告，请朱教授帮助修改，他看了后，笑个不停，大加赞赏，说是抓住问题的实质，把我们所做的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看几个病人、修几个厕所、改几个炉灶和打几眼井是很有限的，关键的是要改变当地医疗卫生人员和群众的思想，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从西北医疗队回来后，对我有所了解后，朱教授推荐我去流行病防治所出血热室搞出血热的研究工作，对我说“政治上党委是你的后盾，而在业务上我是你的顾问，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还把参加全球出血热会的全套资料送给我，使我很快了解了出血热研究的进展及主攻方向。病毒研究所恢复编制后，做为所长，他不仅同意在病毒所设立岀血热病毒分离的研究课题，同时要求注意生物安全、制定实验室操作规程，非常关心工作进展。记得有一次，我从山西、河南因不明原因出血热考察回来，他就详细地了解了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并提出指导建议，让我们对下一步进行的工作心里更有底。当年，我们取得出血热病毒分离的重大突破，世界上首次在家鼠中发现汉坦病毒，他由衷地高兴，不断给出指导意见。1983年，他参加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一个国际病毒会，详细介绍了我国出血热病毒的分离进展，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之后，美国、日本和韩国纷纷报告分离了相似病毒。但学术并不单纯，国外有个别学者信口说家鼠中的汉坦病毒可能由中国经海运传播到世界各地，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受上级指示，朱教授委托我写一篇驳斥文章（中文），由朱教授翻译成英文通过新华社发表，阐明了病毒的科学特征，驳斥了错误观点。岀血热病毒分离成功之后，朱教授也是积极要求我们尽快开展疫苗研制，并协调与长春生研所协作，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至今，十分感激、缅怀他！ 

　　杭长寿研究员主持双价Vero传代细胞纯化疫苗研发，完成三期临床试验，通过技术评申，获得流行性出血热传代细胞多价纯化疫苗国家发明专利（ZL99109199X）。图中前排右一为杭教授主持其中疫苗免疫成果评审会。 

　　五、寄语 

　　新冠疫情的暴发，给疾控系统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疾控系统工作人员应该抓住机遇，与时谐行，完成再次跨越，不忘初心，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后记：杭长寿研究员是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性出血热室主任，长期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研究和相关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现已退休。本文是为了庆祝中国疾控中心成立20周年，依据杭长寿研究员回忆性短文《难忘往事》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